黑暗中的晨曦夜不迟 著

我叫姜宁，今年二十四岁。人们说我总是穿着一身黑衣黑裤，戴着口罩和一顶鸭舌帽，

面色苍白，忧郁沉默。他们说得没错。我确实不喜欢与人打交道，也没什么朋友。

如果生命是一片无尽的长夜，我便是其中一团浓得化不开的黑暗。每天下午三点，

我会准时出现在南城的公园长椅上，看着不远处的儿童游乐场。孩子们的笑声尖利而遥远，

像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。我坐在这里，不是因为喜欢热闹，

而是因为这条长椅正对着当年姐姐最喜欢带我来的秋千。手机震动，我低头查看。

是一条加密信息：“目标明天上午十点会去老地方。”我简单回复：“收到。”收起手机，

我望向灰蒙蒙的天空。这座城市永远是这样，雾霾与阳光交织，

如同我的记忆——支离破碎中偶尔透出几缕虚假的暖意。十三岁那年的冬天，

是我人生最后一次看见真实的阳光。那年我十三，姐姐十八，

正是她考上外省大学的第一个学期。父母计划在除夕前十天回家，带着满满一车年货和礼物。

我已经想好了，要把自己期末考了全班第三的成绩单第一个拿给爸爸看，

让妈妈做我最爱的糖醋排骨，和姐姐一起熬夜看春晚。那个下午，电话**刺破了所有期待。

姐姐从学校赶回来时，我已经在邻居王阿姨家呆坐了整整两天。我不吃不喝，

只是盯着客厅里父母微笑的全家福。姐姐推门而入，眼睛红肿得像两颗核桃。她没有哭出声，

只是紧紧抱住我，抱得我几乎喘不过气。“宁宁，以后姐姐照顾你。”她的声音嘶哑但坚定。

父母的葬礼上，叔叔姜勇一家出现了。这个我一年见不到两次的男人，

此刻满脸悲痛地拍着我的肩膀：“可怜的孩子，以后叔叔家就是你家。”姐姐把我拉到身后，

声音冷得像冰：“不劳烦叔叔了，我能照顾好弟弟。”叔叔的表情有一瞬间的扭曲，

随即又换上那副虚伪的关切：“小念，你还小，带着弟弟怎么生活？听叔叔的，来我们家，

你婶婶会好好照顾你们。”“我说了，不用。”姐姐拉着我转身离开，她的手指在颤抖，

但步伐坚定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叔叔在葬礼后找到了姐姐，

说要帮我们“管理”父母留下的财产——一套房子和二十万存款。姐姐拒绝了，

叔叔摔门而去前丢下一句话：“不知好歹，我看你们能撑多久！”姐姐确实撑下来了。

她退了学，用父母留下的积蓄开了家小小的早餐店。每天凌晨三点起床，

和面、熬粥、包包子。我常常在半梦半醒间听到厨房传来轻微的响动，

那是姐姐在为我们的生活奔波。我开始变得沉默。学校里，

我不再参与任何集体活动；回到家，我把自己锁在房间里。只有姐姐能撬开我的外壳，

她会端着热牛奶进来，什么也不说，只是坐在我身边，直到我把牛奶喝完。“宁宁，

你得说话。”有一次她终于忍不住，“你不能一直这样。”我看着窗外的夜色：“说什么？

说我想他们？说我觉得这一切不公平？”姐姐的眼睛里闪过痛楚，

但她迅速掩藏起来：“那就跟我说。跟我说什么都行，但不能什么都不说。”高中三年，

我发了疯一样学习。我知道姐姐每天在油烟中忙碌的每一分钟，都是为了我能有个未来。

当我拿到南大录取通知书时，姐姐哭了，那是父母走后我第一次看见她流泪——喜悦的泪水。

“我要去打工，挣学费。”暑假刚开始，我就宣布了这个决定。姐姐没有立刻反对，

而是沉思了一会儿。那天晚上，她做了我最爱的糖醋排骨，餐桌上热气腾腾。“宁宁，

你真的想好了吗？”姐姐认真地看着我，“工厂工作很辛苦。”“我不怕辛苦，”我坚持，

“隔壁省的工厂工资高，两个月够我一学期的生活费。姐，我不想你一个人承担所有。

”姐姐的眼中泛起泪光，但她微笑着点头：“好，你去。我的弟弟长大了，

知道为姐姐分担了。”她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，“但你要答应我，每天必须给我发条信息，

每周至少通五次电话。”“每天通一次电话。”我讨价还价。姐姐笑了：“成交。

”离开的那天早晨，姐姐往我背包里塞满了她亲手包的饺子：“冻起来了，

想吃的时候煮几个。记得按时吃饭，别太累。”她站在门口，目送我远去，阳光洒在她身上，

温暖而明亮。我怎么也没想到，那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。在工厂的第四十三天，

我正站在流水线旁重复着机械的动作，领班突然喊我：“姜宁，电话！”我以为是姐姐，

嘴角不自觉上扬。但听筒里传来的是一个陌生的男声：“是姜宁吗？

这里是南城公安局...”世界在那一刻崩塌成碎片。我听见自己的尖叫，

听见工友们的惊呼，但我什么都感觉不到，仿佛灵魂已经脱离了躯壳。

姐姐是在早餐店回家的路上遇害的。凌晨五点，天还未亮，

那条她走了无数次的巷子成了她的终点。警方后来告诉我细节时，我呕吐不止。

那个畜生——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——将她拖进巷子深处，先奸后杀。

法医报告上冰冷的文字描述着她生前遭受的暴行，每一个字都像烧红的铁钎刺进我的眼睛。

她的指甲缝里有凶手的皮肤组织，她挣扎过，绝望地挣扎过。我连姐姐最后一面都没能见到。

等我赶回去时，她已经化作了一盒骨灰。我抱着那冰冷的盒子，在空荡荡的家里坐了一整夜。

我想起十三岁那年抱着父母骨灰盒的姐姐，她也是这样孤独地面对着突如其来的黑暗。

葬礼上，叔叔一家又出现了。姜勇拍着我的肩膀，表情沉痛：“可怜的孩子，

现在真是一个亲人都没了。来叔叔家吧，咱们毕竟是一家人。”我抬头看他，

第一次注意到他眼中那抹难以掩饰的算计。

一个念头如毒藤般缠绕上我的心脏：如果父母的死不是意外，

如果姐姐的死也不是偶然...“不用了，叔叔。”我的声音平静得让自己都惊讶，

“我能照顾好自己。”叔叔的儿子，我的堂哥姜浩嗤笑一声：“装什么硬气，

还不是要靠我家接济。”我没回应，只是深深看了他们一眼，将这一家人的面孔刻进心底。

接下来的六年，我活得像一个幽灵。我退了学，辗转于各个城市，

做过外卖员、工厂工人、仓库管理员。每个工作我都做不久，

因为我的真实目的从未改变——搜集姜勇一家买凶杀人的证据。表面上看，

叔叔姜勇是个失败的小商人，经营着一家半死不活的建材店。但暗地里，他参与地下堵伯，

欠下高利贷。而我的父亲，作为一名收入不错的建筑工程师，

生前曾多次拒绝资助姜勇的“生意”。姐姐去世后第三年，

我在一家物流公司做夜班分拣员时，偶然听到两个老员工聊天，

提到多年前有一起“买凶伪装车祸”的案子，司机被判了十年，雇主却从未被追查。

我的心跳如擂鼓。货车司机王强仍在服刑，这使调查更加困难，但并非不可能。

我通过一名在监狱系统工作的线人，设法了解到王强在狱中的情况。原来，

他因表现良好获得减刑的机会，却屡次被拒，

狱警私下议论说“有人不想让他太早出来说话”。同时，我开始追踪王强的家人。

他的妻子在他入狱后第二年就带着女儿改嫁了，但通过户籍系统的漏洞，

我还是找到了已经上大学的王家女儿王小薇。我以慈善机构志愿者的名义接触她，

提供一些助学金信息。几次接触后，我谨慎地提起她父亲的案子。

“我爸...他其实后悔了一辈子，”一次聊天中，王小薇红着眼眶说，

“他说当时真的没办法，我病得要死了，那笔钱是救命钱...”“什么钱？”我轻声问。

她猛然警觉，摇摇头不再说话。但已经足够了——我知道自己找对了方向。

姐姐的案子更加棘手。凶手被鉴定为精神病人，关在精神病院而非监狱。我费尽周折，

通过一名护工得知，那个“精神病”在入院前其实是个无业游民，有多次性骚扰女性的前科，

智商正常，根本不符合严重精神病的特征。最让我愤怒的是，警方内部有人暗示，

案发现场有一些不寻常的细节——姐姐的衣服被整齐叠放在一旁，凶手似乎不只是在施暴，

更像是在完成某种“任务”。而且，法医指出姐姐体内残留的药物成分，

显示她可能在被侵犯前就已失去意识。最关键的是，

有人曾看见姜浩——我那位好堂哥——在案发前与凶手有过接触，两人在街角低声交谈，

姜浩递过一个信封。六年时间，我像一只耐心的蜘蛛，慢慢编织着证据的网。

我知道直接证据难以获取，姜勇父子十分狡猾，所有交易都是现金，没有留下书面记录。

但我收集到的间接证据和证词已经足够拼凑出真相：十三年前，姜勇因堵伯欠债，

向我父亲借钱被拒，怀恨在心。他出五千元买通急需用钱的货车司机王强，

制造了那场“意外车祸”。由于现场被伪装成醉驾事故，加上王强一口咬定是自己过失，

案件没有深入调查。六年前，姜浩看上了我父母留下的房子——那时由于城市规划，

那片区房价飞涨。而姐姐坚决不同意卖房或接受他们“投资”的建议。于是，

姜浩花一万元雇用一个有前科的无业游民，伪造精神疾病证明，

并特别要求对方“先享受再处理”，残忍地奸杀了姐姐，

以为这样就能以唯一亲属的身份继承遗产。但他们没算到的是，

姐姐早在父母去世后就立下遗嘱，将所有财产留给我，并公证存档。他们也没算到，